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闪现着一颗时明时暗的明星。他的名字是梁启超。他虽拥有“维新志士”和“国学大师”两顶并享誉于世的桂冠，但他政治活动的成绩，远不如学术成就之具有影响。梁启超是一位博涉群籍的学者，于文、史、哲、经各个领域皆有所贡献。特别是在史学领域中，他为建立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治学方法曾自清末以来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努力，留下了多种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在史学方面亲手完成的最后著作，而这部著作就成书于他在天津旧意租界寓所旁的书斋——饮冰室中。当然梁启超在饮冰室中还写了若干其他学术著作，并策划过一些政治活动。
梁启超从1915年定居天津后，虽不断离津到有关地方去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但主要精力还是在饮冰室中做“不朽之盛事”。《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于1921年秋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在该校主讲中国文化史时的讲稿而合成为一书者。梁启超非常重视自己这部著作。他在次年成书的自序中说：
“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从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余言”。
梁启超在自序中所说的“蓄志此业，逾二十年”的说法，的确没有过分。他缅怀着20世纪初期，对封建史学的揭竿发难，为建立资产阶级史学披荆斩棘的光荣往事。1901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史学》，吹响了资产阶级“史学革命和史学革新”的号角。他大声呼吁“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不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显示他在上升时期的雄伟气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部晚期作品虽然缺乏原有的锐气，但在总结和概括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史观和史法方面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程序，他提出要从读者对象、写作对象、扩大研究范围、加强客观认识、搜辑和考证史料、注意写作方法等六方面去改造旧史学。他还提出研究历史的方法程序是先定专题、搜辑材料、纵横联系、分析重点、探索心理与物质条件及其局限、观察必然与偶然等。而具体做法是对史料要“求备求确”、“博搜而比观”，要“正误辩伪”，要“同中观异，异中观同”等等。梁启超的这部著作对后来确有重要影响，可以引他在一篇题名为《自厉》诗中的名句来评说，那就是他撰写此书隐含着一种“著论肯为百世师”的愿望。
《中国历史研究法》在中国史学领域中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名作，而“饮冰室”则是这部名作的诞生地。“饮冰”是取《庄子·人间世》的“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的语意，表明他虽退居著述，但对世事的扰攘，仍怀着一种忧虑焦灼的挂念，包含着他对政治的脉脉含情，未能决然忘怀的内心活动。饮冰室的文化内涵足以作为天津这座文化名城的一种标识。它的旧址在今河北区南部，民族路中段西侧，是意式庭院建筑，据说原有装饰与陈设，很有价值，可惜未能得到良好的保护，早已面目俱非。有知情者见告，现在只能见到一旧书箱，尚可视为故物。它虽已于1991年8月即定为市级保护单位，但至今居室犹为民居所占，要想恢复旧貌，窒碍孔多。近悉市政府已定以旧意租界为主体，建设一处“意式风情区”，定位于以渗透某些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意式建筑为景观，以商务、旅游为重点的新型开发区。这一信息令人高兴，因为久被湮没，使慕名者为之怅然的饮冰室，即将有新生的机缘。不过，我也有一丝不应有的担心，近年的这类建设，往往倾斜于修通衢、建大厦那些易见政绩的方面，而未能多着眼于文化深层。我深深期盼着，这处曾出名著的名斋将在整旧如旧的原则下，为“意式风情区”增一大人文景观。惟望主其事者，有所采纳，幸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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